重生宋末之山河动
如今公文满案，还有这么多看似不相干的奏表要处理回复，赵昺的‘工作量’是大大增加，每天可谓是废寝忘食，也让身边的人，尤其是几个老婆心疼，但又十分不解。因为这些奏表都是未经中书，而是直接从地方送入宫中的，也就是说与大宋上奏的制度有违，且这样事无巨细都要奏一下的样子，在他人看来更像是小皇帝自找麻烦。
不过究其根本这麻烦还真是赵昺自找的。当初他初到这个时代就赶上了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和‘特殊地位’拉起了一支队伍，并逃到了琼州。其中虽有像应节严和江璆及邓光荐、陈则翁这样进士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如蔡完义、蔡乔、黄显耀及庄思齐等这样的小官吏及小地主出身的人，可更多的是出身军旅和草莽及底层社会的人。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队伍的成分比较复杂，整体素质不高，尤其是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不过在开始时并无什么影响，那时候人数少，大家又是聚居一处，有什么事情无论的公堂议事，还是私下里讨论，基本无需动笔，即便行文也是简单明了，就事论事，无非是用词缺乏斟酌，看着有失文雅。
但是随着队伍壮大，尤其赵昺继承大统，行朝迁至琼州，定府城为行在后，他也住进宫中。如此一来，大家见面的机会少了，且一切都正规起来，公文往来也亦要依照旧时的定制。随迁而来的官员的文化素质要比帅府一帮人要高的多，且又多有官场经验，这对他们来说不叫事情，对帅府一班人可就要了命啦！
按照大宋的奏疏的规制，人臣对上行文须符合“奏议宜雅”的写作要求，也就是要符合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和语言雅正的语体规范。于是公文作者要多引经据典，就是以此来表明自己所言援自古人，符合道统，起码可以保证不出格，不失范，不容易被人挑剔或驳斥。
同时在写劝谏类文书时，常引用古训良言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道统的框架之内，符合“大道”。以此避免了君主有被冒犯之感，是柔而不犯的好方法。长久以往便形成制度，就如同最高指示一般，开篇必须要引用圣人之言，否则便无法成文。
另外宋代文人推崇古人，喜欢引用古人经书中的语言来说明当下的问题，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无疑更具有说服力，你的能力和学问总不能超越先贤，让你无法驳斥。而作者也正是通过引经据典，援古以证今，是思不出位的构思方法，而使文章的论证无懈可击，虽有‘绑架’之嫌，却也达到了自己上疏的目的。
由此大宋官场形成了固有的文风，公文大量引用经书，几乎到了每篇必用的程度，儒家经书如《论语》《孟子》《周易》《尚书》《春秋》《礼记》《诗经》等都被反复引用。完全抛弃了汉代用经简洁利落的特征，喜欢引用较长的文字，喜欢大量铺陈，在说明同一论点时经常反复援引经文，同时对引用的文字大加阐释、随意演绎。
还有一些作者为了翻陈出新，常常故意引用生僻的经传语句，这就对阅读公文形成了很大的障碍。总体来看，宋代公文的用经给人以繁琐之感，同时也增加了理解公文的难度。这种用经方式弊端显著，不仅有害文意，还妨碍公文的传播。
在赵昺看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公文作为实用文体，只有写得浅切直白、干净利落，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反观宋代公文，其无节制用经的写作方式，使得公文丧失了固有的价值，不利于公文效力的发挥。
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赵昺最直观的感觉是看不懂。他前世只是个理工男，写作水平本就不高，对古代典籍更是意趣寥寥，而这些奏疏在他看来都似名篇一般，其意深不可测，所以骤然接触这么‘高深’的东西，为了防止出现误读，起初都是在几位老师的辅助下完成的，而他弄懂后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废话连篇。
如赵昺这么大的‘知识分子’都不知所云，他手下的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家伙们看得更是云里雾里的。而此时诸将也分赴各方，即便在京中的，他因为住进行宫，像过去那样在一起说话也几无可能，只能遵照制度上疏言事。
但奏章是国家正式公文，在程式、运转关系以及缮写的字体等方面，也都有繁琐的规定，违者就会受到处分。他们那写作水平根本过不了中书省的审核，从而直接就被驳回，根本到不了他手中，另外有些话也不便在公文中陈述。
如此情况下，赵昺不便，众人也抱怨，他意识到这样下去会误事。于是他下旨要求上疏要简单明了，行文少用艰涩难懂的用词，但积习难改，短时间内难以见效。另外奏表的呈递流程也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他只能另辟蹊径，让亲信诸将可以将不能明言的话另行呈文直接送到宫中的御前办，而不必经过中书省呈报。
赵昺这样做本就无奈之举，此类奏表更似私信的公文，无一定的规则与程式，也为列入国家正是文书之内，就是为了君臣之间沟通方便而已。奏表送入宫中后，他起初读后会另行回复，但后来觉得太过麻烦，就直接在原来的奏章上空白处直接批阅回复，然后由送书人或驿传送回具奏人。
后来御前办二室的主事蔡乔觉得这样太过随便，且应该抄录一份存案备查，然后再行发还具奏人。赵昺想想也是，便同意了。于是御前办便针对此事专门拟定了一个章程，凡是奏折经朱批后，在发还具奏人遵行之前，照例要由御前办抄录一份，以供传抄执行和存案备查。个别事关机密之件，或因具奏人的请求，或皇帝认为不宜公开的即留原本在宫中，不做抄录，不加批示。
此外为了方便传递和保管，御前办还对此类奏表的样式和呈递程序做了规定，这样一来本是非正规的文书形式就成了半正式公文，被‘圈内人’称作‘密札’。赵昺也希望以此多一个了解地方情况和信息的渠道，弥补自己无法周知的不足，同时也借此联络君臣感情。
再后来随着江南的收复，赵昺的身边人也逐步扩散开来，这个圈子也随之扩大。这些人不论官职大小，身份高低，只要得到他的许可都可以通过密札奏事。另外密札的内容也包括的越来越多，初期不过是各地气候、民风民俗等内容，以帮助皇帝更好的体察民情。后来就发展到对官场舞弊等事的揭露。到了现在更是发展到关系民生者，皆可风闻入奏。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那就问安，说些‘废话’吧！
不过赵昺近日却从这些废话中听出了一种情绪，他们以为大宋偏据琼州时，将不过几百，兵不过十万，钱粮也不充足，却只一战就收复了整个江南。如今大宋仅禁军就有三十余万，每岁收取的税赋就能抵琼州十年之数，现下既然决定用兵，就不能打一场有限的战争，而是一举收复中原，将蒙元远逐塞北。
这些话看似牢骚，但赵昺却明白此种情绪很危险，尤其是这些抱怨多出现在‘少壮’的青年文臣和武将之中。他们既有出身老营，如今进入朝中军政部门的低级官员，也有新训营出来的各级军官及一些帅府出身的文官，还有当初跨海投身行朝的士子。
这些人在收复江南后纷纷入职，他们的官职虽然不高，却已经成了军中和行政系统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思想受赵昺的影响，希望能够革除弊政，富国强兵，一雪前耻，建立一个超越汉唐的帝国。可以说思想比较激进，工作上也是极富热情，积极进取，也是赵昺忠心的拥护者，来日是他实现自己目标的支持者。
但是赵昺此刻却觉得这种思潮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以他前世的经历来看历史，一个世界大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熬’出来的。他前世那个时代，也正是国力上升，民族自豪感日渐增强的时期，当时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成功的大国都是打出来，比如MG打赢了一战、二战，然后就成为了世界大国。中国只要敢于拼命，不怕牺牲，先干掉FLB、再找机会干掉RB，最后再干掉MG，力压ELS，然后中国就会成为新的世界大国。
那时的赵昺也是这种思想的拥趸者，他学习造船同样是因为心怀一个大国梦，想着有一天自己参与设计制造的战舰可以横行各大洋，威压各国。可当他真的成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的时候，却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这样真干了，结果会死的很惨。
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赵昺当然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而是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对历史史实能够重新审视，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得出的结论就是——凡是后起的大国企图靠“打”来实现上位的基本都被灭了。
我们回顾过去近现代几百年的世界历史，一些国家起初崛起势头很猛，但是结局却往往是被人打的鼻青面肿，惨不忍睹。拿破仑时代，拿破仑企图利用自己的军队进一步扩大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与英国进行了激烈的碰撞，英国为此组织了六次反法同盟，最后在滑铁卢战役打败了拿破仑，英国维持老大地位，法国从十九世纪起一蹶不振，在整个世纪沦落成二流国家。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俄罗斯力量发展，与英国的冲突上升，最终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结果俄罗斯战败。十九世纪末德国崛起，英国开始各种限制德国，结果一战爆发，德国战败，割地赔款。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都急于当世界霸主，各自组织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军事集团，美国组建了北约，苏联组织了华约，两者进行了持续四十四年激烈的冷战，结果苏联垮了，美国胜了。
回顾现代世界历史只有两个国家获得了成功，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美国在获得独立之后一直在休养生息，发展自己。二十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才开始发展大洋海军。不管欧洲战事如何发展，美国人都自顾自的发展经济。
直到一战爆发的末期才加入协约国与德国作战，战争胜利之后，很快就将军队撤回了美国，继续发展。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才直接派兵卷入欧洲战争，加入二战，打败德意日***，最后成为世界的新霸主。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国在近一百六十多年的时间，本土基本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战争破坏都在发展，虽然有短时冲突和战争，但是其主要精力仍然是放在发展经济，增强实力上。所以看国家的兴衰犹如潮水一样潮起潮落，起起伏伏。对于崛起大国来讲，它今天上升势头不意味着永远持续;当一个国家开始崛起的时候，它所面临的国际风险、挑战的压力也不断扩大。
在赵昺所处的这个时代，同样的戏码也在上演。先是契丹、大宋称雄东亚，结果女真崛起，契丹亡国，大宋退居江南；而女真在夺得霸主后，也维持了不过百年，就被蒙古所灭，曾经辉煌的大宋也随之走到了历史尽头。蒙元也建立起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的超级帝国，而其成就直到现代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越。
不过历史依然按照自有的套路在前行，当下虽然自己奋力改变着历史，但是立国尚不足二十年的蒙元王朝已经走向分裂和衰落，可他知道即便自己不出现，蒙元也难以维系百年，依然会很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