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宋末之山河动
看着地图，赵昺轻叹口气，此次征西不仅路途遥远、艰辛，且要冲破敌军的层层阻拦。据他所知四川行省在元代十个行省之中属于军事色彩比较浓重的，境内驻戊军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及新军，且数目庞大，人数保持着四万五千人左右，最多时达到七万五千人。
不过忽必烈在征服江南后，于至元二十年开始精简新军，调整驻军。这股风同样波及到四川，合并西川东、西、北三道宣慰司及铜川等路镇守万户府、新军总管府、威州、灌州、茂州等处安抚司十四处。四川地区军事权力逐渐集中，机构逐步精简，行政、军政中心开始向成都转移。
赵昺的战略重点一直是在江北，但是川蜀居于长江上游，也被他视为扎在自己身后的一把尖刀，因此并未放松对川蜀形势的监视，令事务局设立了川蜀情报站对这一地区进行调查，并收集军政情报。从传回的情报所知，四川地区镇戍点主要有：
成都：成都是蒙元军队较早占领的地区。窝阔台汗时期，王子阔端进入成都并占领四川西部地区。在掠夺大批物资之后，蒙古军队又将成都废弃。蒙哥汗时期，由刘黑马和夹谷龙古率军重新占领废弃的成都城。蒙哥大汗很重视成都的防卫，遣大将密力火者握重兵于此。
忽必烈夺取汗位时，视其为心腹大患，“使乘驿矫诏诛之”。但夺取汗位后，元世祖又任命杀密力火者立功的黑马之子元振为成都经略使总管万户，派重兵驻守。中统四年，敕李平阳在西川的“各翼军在青居山者悉还成都。”
在忽必烈发动全面灭宋战争之前，成都是宋元双方争夺的重要城池。中统年问，宋军一度攻人成都，因四川行院阿脱与张万家奴合力防卫才得以保全。至元十年，宋将咎万寿攻打成都。当时成都戍军随大将也速带儿正攻打建都，一时防卫空虚。元廷不得不于“京兆等路签新军为援”。灭宋后元廷依旧重视成都的防卫，至元二十三年，分四川镇戍军万人于成都屯田。成都戍军除完成成都防卫任务外，还多次参与平定西南动乱。
重庆：至元十四年，西川行院不花率军围攻重庆，宋重庆都统赵安降。宋守臣张珏顺江东下逃至涪州后亦降。元廷也很重视重庆防卫，先后设宣慰司、行院、行省等。至元年间，皇孙铁木儿不花一度驻兵重庆。至元二十四年，怀远大将军、夔路万户石抹狗狗戍军重庆。
在宋廷收复江南后，重庆再次被元军重视起来，这里进沿江而下威胁江南，退可阻挡宋军溯江而上攻掠川蜀，威胁云南和陕甘地区。于是迁四川行省到重庆，只在成都设立宣慰司，将统治中心由成都转移到重庆，并逐渐趋于稳定。此外在重庆周边的夔州路、泸州、嘉定等路设立宣慰司驻军防守，同时屯田以供军用。
在云南发生动乱，久难平息，真金从四川行省调重庆五路万户去救云南，不了军马刚到云南境内，便遭到各蛮部伏击，损失兵力万余人。于是元廷觉得重庆仍有可调军马，于今年又于重庆、叙州调军二千五百人前去平叛，同时于四川邻境诸王藩部发丁壮二千人戍守重庆。
如此一来，元廷于四川的驻军大为减少，宣慰司所属各军只有四万余。赵昺综合各方的情报后，以为时机难得，又有凌霄城尚在宋军手中，便决定以救援为名发动西征，恢复重庆地区的防御体系。如此一来，即可解除后顾之忧，又能在川蜀地区获得支撑点。
赵昺在决心西征后，借年初众将来朝的机会与他们进行了商议，众将皆以为西征在现下的局势下不易全面夺取川蜀，而应该以恢复当年余玠在重庆地区的防御体系为上，如此进可攻退可守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在根据形势变化进行调整。众将所议与赵昺的构想不谋而合，便据此收集情报，制定作战计划。
由于重庆已经失守十数年，当年余玠所主持修筑的一系列堡垒现状不明，赵昺又命人暗中勘察外，又寻找当年的知情人和曾参与者问询，以摸清状况，以便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和准备。经过一番查探，情况基本明了，当年余玠从北到南，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主要堡垒有：
青居，位于川北大城顺庆府北，扼嘉陵江中游，它保卫着四川东北方，成为顺庆府治所在地。大获，在苍溪城东南，余玠迁阆中州治于此，原为名将王坚所筑，是四川腹地最东北的要塞。苦竹隘，在剑门关西小剑山顶，是入川北方门户。神臂山在泸州东，或称铁泸山，余玠迁泸州州治在此。
多功城，在重庆西四十里，筑此堡的目的在保卫重庆外围。云顶在成都东北金堂县境，云顶堡是距成都平原最近的堡垒，起着窥视无险可守的成都，同时它也起着扼嘉陵江外水--涪江，与钓鱼一起共同阻止蒙古军队企图利用嘉陵江舟师之便，顺流袭击重庆的计划。
虎头，虎头山堡在川南富顺西南，是泸州的北方屏障。西柳关，在万州西北，保卫着重庆下游长江水道和夔门。钓鱼，钓鱼城在合州城郊，北距重庆百多华里，地当渠江、涪江与嘉陵江三江交汇处，扼嘉陵江内水，合州州治所在地，它保卫着重庆唯一的陆上通道。
除此之外，还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堡垒，这些堡垒首尾相连，从川北、川西到川南、川东的盆地群山东麓和南麓，倚着四川的主要河流，构成了一面网，以阻挡蒙古军队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
纵观余玠所建堡垒，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山势陡峻，却不算太高，一般相对地面高差都在数十丈米至百丈，山顶多平整，常靠近水边，特别是选择那种靠近大江的小山。这样的堡垒常使得敌人很难以简单的传统攻城云梯攀登，敌人必须将云梯接得相当高，于是攀登云梯变得非常危险，很容易被守城士兵橇翻或折断，后面蒙哥军攻钓鱼城时就碰到了这种情况。
堡垒上面多平整，宜于驻扎军队和老百姓，且很多堡垒山上都有泉水，钓鱼山上的泉水甚至可用来养大鱼。靠近大河，使得堡垒间相互联系和后勤补接便利。最后，相对高差不大，也避免了出击和补接的困难。钓鱼山可以说是最佳选址，它在三江交会处，高度约百丈米，山上又有近百口泉眼，冬夏不竭。
在嘉定府也是筑堡九顶与三龟、紫云，构成一个三连环堡垒，以保卫嘉定。嘉定府本来就是一个两江交会的地方，有山有水，利于防守，且水陆便利，下可达泸州，上可接济成都，这样，除了堡垒以外，余玠又把嘉定、泸州、重庆三个大城联在一起。
后来随着战局的变化，余玠实施紧缩战线的战略，将原来驻守在秦岭南坡，汉中盆地边缘保卫四川的重兵收缩回到钓鱼--重庆--泸州--嘉定弧线防守的外圈，以青居堡和大获堡作为前锋窥视现已陷落在蒙古军手中的兴元府和秦陇山区，做出随时出击兴元的姿态；以金堂的云顶山作为窥视原省会成都的桥头堡，云顶山下不远，就是涪江上著名的箭滩渡口，以此渡口阻挡蒙古铁骑对成都的进攻。
最后，余玠从川北的昭化到剑州都建筑了堡垒，作为防守的最外围。可见四川堡垒群防守蒙古骑兵的策略是整个连成一气的，它们主次分明，依山傍水，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这样的周密完善计划所起到的作用，是各自为阵的中欧封建城堡群所完全不能比拟的。
符合这样的选址条件，作为一个省那么大的地方在中国并不是很多的。事实上，后来这些堡垒被直接用军事手段攻占并不多，大部分堡垒是由于守卫将领的叛变，才使这些堡垒失守。此外这些堡垒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政治中心，它们最要害的关键是合州城郊的钓鱼堡，没有钓鱼堡，就没有重庆，没有重庆，南宋在四川的政权就将全部丧失。
不只如此，在政治上余玠还命令驻扎在嘉定的俞兴部，在成都平原屯田，以前成都一被攻破，成都平原上的百姓就失去了政府的管理，现在可以由嘉定的堡垒和云顶堡垒对成都进行遥控，在平原上部队的军垦农场还可以起到稳定民心，加强联系地方政权的作用。
此外余玠还对四川人民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和兴学，他惩治了为非作歹的官员，闻敌便跑的骄兵悍将也进行了撤换和镇压，在四川驻军里树立起了纪律和威信。余玠在治理四川的八年里，居然能做到在与蒙古对峙的军事形势下四川的大治，使“敌不敢近边，岁则大稔”。
在赵昺看来，余玠所为可以称得上的是教科书似的战绩，其不仅通过八年的治理，使四川恢复了富足，向中央输送了大量财赋，减轻了下游的财政负担和军事压力。还伺机对敌进行反攻，在淳佑十年冬，他在四川形势转好的情况下，率诸将巡边，直捣汉中平原上的兴元，与蒙古军大战。
此后在淳祐十二年，蒙古汪德臣率军抢掠成都，转攻嘉定，余玠又率嘉定守军又与蒙古军大战于嘉定，将其逐走。在四川与蒙军三十六战中，把敌人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而大片的农村乡镇仍然在南宋的基层政权管理下，使敌不能完全控制四川，可以说没有余玠的山城防御体系，为大宋续了几十年的命……
前时为获得有利态势，赵昺命湖广置司发起了数次小规模作战，收复了归州，夺取了秭归和巴东两座江南重镇，天险之一的沔关，也为征西获取了前进基地。但他的目光此时放在了上游的三峡，此前的一系列作战与接下来面临的三峡争夺战相比只是毛毛雨，那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胜则进入川地，败则只能退回江南。
三峡号称长江中最为奇秀壮观、最为摄人心魄的风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数亿年的天地造化，成就了这独步天下的天然山水画廊。但对于行舟其中的人却没有文人们眼中的诗情画意，而是名副其实的鬼门关，在这样的峡谷里航行，峭壁参天，江涛拍岸，使人惊心动魄。
三峡交通多依靠舟楫往来，三峡江水险急无常，暗礁密布，险滩、明岩皆对过峡船只造成阻碍。三峡的水急，万水奔夔门，峡中惊涛骇浪。江水落差大，江中礁石密布，行船困难。水位一日之内暴涨十几丈，一年之内水位变化极大。
且江面宽窄不一，宽的地方盈里，水枯时狭窄处仅十数丈。而江水各段深浅亦不一，最深处近七、八十丈，水浅处不到六、七丈。江中更是暗流纵横，旋涡小者如斗，大者直径近十丈，深达丈余，船只一旦卷入其中，难逃船毁人亡的厄运。过去川蜀的商人东来江南做生意往往也是以舟船满载货物顺江而下，但是到了江南后却又连船带货一起卖掉，而人则是选择陆路返回川蜀，其中原因就是畏惧三峡之险。
三峡处于长江中、上游交接之地，东出有长江水道，顺流可到荆州平原、江汉平原及江南大地，能通中原，进关中。与此同时，三峡又具备阻隔、封闭川蜀的条件，必然为历代兵家据险而守、破险而攻的必争之地。在此区域进行进攻性的战役，也就是摧毁三峡的军事防御工事，冲破三峡天险。而它的自然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作战方式通常采用水战和山地战的战争模式，防守者的战略格局只能是防御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