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宋末之山河动
“朕同意遣重臣主持征西，但遣何人前去，又如何授权呢？”赵昺看向俩老头儿沉着脸言道。
“这……”刘黻听了面色一喜，可转眼即逝，他看向应节严却没有作答。
“陛下以为何人合适呢？”应节严也没有马上作答，沉吟片刻又看向小皇帝道。
“朕以为此次出兵虽是以夺得重庆为作战目标，但是战争可能会随着局势的发展有所扩大，如此也将主持整个川蜀的防务及牵制陕甘之敌的重任，因而此人不仅熟知军事，且要有主政一方的能力。”此前两人力求遣重臣主持征西，但说到人选又犹豫起来，赵昺想了想言道。
“陛下所言极是，但是此人要德才兼备，尤其是要忠于陛下！”刘黻点点头道。
“嗯，川蜀远离中枢，主持之人确是要选一个干臣。”应节严点点头道，不过面色也是有些沉重。
皮球踢了几个来回，双方都冷了场，赵昺看着俩老头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又有些好笑。其实谁都知道主持川蜀军政乃是位高权重，但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南渡以来主持川蜀的历任官员都是下场凄惨，让人视之畏途，避之不及。
川蜀地区地形封闭，也是少有的富庶之地，可与江浙相媲美，但也是山高皇帝远之地。这块平和之地在朝廷南渡之后却骤然成了军事重地，抵御金、蒙入侵的前线，为朝廷所重视，派遣重兵大将防守。
宋廷针对四川防御体系布置之措施，大体而言，宣抚使为指挥单位，可对四川防御体系发号施令，川北诸军为作战单位，制置使权位低于宣抚使，对川北诸军亦有指挥权，都统制仅可控制该都统司之部队，无法统率川北诸军，后勤单位可控制财权，宋廷先后以随军转运使、都转运使以及转领掌握之。
为南宋为抗击外敌，于建炎三年五月，以张浚为宣抚处置使，前往四川设置防御体系，高宗因对张浚信任，而以其宣抚处置四川，并授以便宜权，可掌理四川之全权。但由于张浚将便宜权授予属下程千秋及王以宁，或是属下官员滥用便宜权。
建炎四年九月，高宗下令‘宣抚司所遣官，如有合从权措置如事，自合申听本司’，仅限宣抚处置使司掌有便宜权，并下令京西、湖南北路勿隶川、陕宣抚司节制。其后因张浚属下李允文杀朝奉郎知岳州袁植于鄂州，宋廷诏李允文落职，令其还川陜宣抚处置使司供职，此事件虽未导致张浚受罚，限缩张浚便宜权范围，却显著减弱高宗对于张浚之信任，宋廷因此逐步限制张浚便宜权。
宋廷此时仅是限制张浚在四川之权力，仍希望张浚在四川筹措防务，但在富平之战后，由于宋军大溃，张浚谋求挽回颓势，极力筹措粮饷，遂与宋廷发生财政争论，终导致宋廷将张浚召回。但赵昺以为张浚去职主要还是因为其职权过度膨胀，招致宋廷疑惧，且出身武臣之故。
自张浚去蜀后，宋廷为符合宋金战争之需求，亦为调整四川军权及财权关系，在四川施行一连串措施，逐步将四川军权与财权分割，并调整宣抚使职权，不复在四川常设，任期不定，且事毕则罢，使四川分而治之。但在开禧北伐之后，宋金重启战端，其后又需面对蒙古之挑战，宋廷遂再次改变对四川政策。
由于宣抚使手握便宜权，掌握四川之全权，宋廷恐惧其职权过大，遂逐步对其裁抑。将宣抚使司对六部之行移由札子改为申状，压制宣抚使职权，并为分王似之权，以知夔州卢法原为副使，又削夺宣抚使之军权，改由都统制吴玠负责措置边防。
在富平之战后，宋廷便开始限制宣抚使之便宜权，却导致都统制吴玠之崛起，因独掌军权而为宣抚副使，更将宣抚使兵权改由都统制吴玠掌理，承认其对川北诸军之指挥权，四川因此进入武臣宣抚使时期。吴玠掌握军权后，其职权逐渐向财权扩张，宋廷因此陷入两难之尴尬局面，必须依赖吴玠等吴氏家族成员在四川筹备防务，以高官厚爵笼络之，另一方面又必须防制其权势过大，不复在四川常设宣抚使，以分化四川事权。
宋廷同时针对宣抚使之人事权进行限制，武臣方面，按南宋武臣官名，地位由高到低依序为都统、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军中武职原由大将或宣抚使自行任命，绍兴议和以后，宋廷规定统制官以上武官由宣抚司推荐，枢密院授予付身，都统制可自行辟任其余军官，23藉由掌控高级将官之任命权，以强化对四川军权之控制。
至于文职之派授，原可自行任命四川官员宋廷遂逐步限制宣抚使之军权，但张浚出蜀后，宋廷限制宣抚使军权，都统制吴玠因此掌握军权，宋廷承认其对于川北诸军之指挥权。但吴玠以拥有军权而为宣抚副使后，其职权逐渐向财权扩张，宋廷又在四川暂时取消宣抚使之设置，改以职权较低之兵部侍郎胡世将为安抚制置使，以避免与吴玠之职权爆发冲突，仅有官员部分人事权。。
由四川粮运问题冲突观察，宋廷此时之地位颇为尴尬，一方面为安抚吴玠，以其人马任职转运使司，默许其对财权之控制，一方面又恐惧吴玠掌握财权后之不良后果，试图压低吴玠人马权位，且由中央派任转运使以分其权。
绍兴九年九月，因吴玠病死，原安抚制置使胡世将由权主管宣抚司职事改为宣抚副使，又因指挥宋军抵抗金人，导致其声威日隆，便宜权自‘如遇军事及赏罚等，待报不及，许一面便宜施行’，仅及军事和官员赏罚，扩大至官吏黜陟，等同于张浚之便宜权。对武将之控制力亦因此提高，由于杨政及吴璘仍必须听命宣抚使节制，郑刚中仍能以其职权强迫两人听命。
但伴随着郑刚中因兼掌财权，招致朝臣攻击而去职，宋廷因此裁撤宣抚使司，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因统领吴玠旧部，又因胡世将为分郭浩之权，以吴璘同节制陜西诸路军马，逐渐在陕西诸将中居于领导地位。但宋廷对于宣抚使一职除授相当慎重，吴璘虽荣宠已极，但直至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金海陵王南侵，宋廷急需四川发动对金军反攻，以减轻东南之军事压力，才不得不以宣抚使之职授予吴璘，命其率蜀军北伐。
吴璘虽与其兄吴玠先后以武臣身份出任宣抚使，但观察两人之职权，吴玠拥有四川军权，且对财权有一定影响力，吴璘仅有军权，虽曾命武人知州，如以阿林哲同知洮州、王宏知兰州等，但当时是基于宋金战争之需要，且宋廷规定‘凡文臣执政官为宣抚使，则总领官用申状受约束，武臣为宣抚使则抗礼平牒焉’，以限制吴璘职权向财权之侵夺，其职权显然远不如其兄。
赵昺以为武臣宣抚使之勃兴在吴玠为宣抚副使时代，宋廷虽以吴璘为宣抚使，但其职权受宋廷限制，局限于军权，其后吴挺虽世袭兴州都统制，但宋廷始终不以宣抚使要职授之，显示宋廷对武臣宣抚使忌惮之深。绍兴九年六月，吴玠病死，宋廷鉴于其之跋扈，又因其后宣抚副使郑刚中兼领财权，宋廷认为宣抚使权力过大，进而裁撤宣抚使司。
自吴璘死后十余年间，宋廷调整宣抚使职权，以其入蜀处置事务，且事毕则罢，任期不定，因此先后以虞允文、王炎、郑闻、沈夏、程松、吴曦七人为宣抚使或宣抚副使，吴璘、程松、吴曦均因率军北伐而为宣抚使，孝宗因吴璘病死及策应北伐，以虞允文为宣抚使，先后两次入蜀。
可见川蜀制置使及都统制均针对军队之指挥权而交奏于朝，显示宋廷以安抚制置使及都统制分领兵权，安抚制置使及制置使可指挥都统制，也说明宋廷不愿以一司独掌军权，而倾向使两司抗衡，可交奏于朝，以便于从中控制。
但基于与赵昺面临的同样原因——四川距离临安遥远，宋廷控制不易。因此必须有一方面大将主持四川防务，吴玠死后，宋廷不得不允许吴璘、吴挺及吴曦世袭兴州都统制，因此形成四川吴氏将门。不过宋廷对吴氏将门之态度颇为暧昧，对他们并不放心，一方面以高官厚爵笼络之，一方面又极力防备其职权过度扩展，遂有一系列裁抑吴氏将门之措施。
宋廷压制吴氏将门方法有四：在四川设置三位都统制分权、召武将入朝封以高官、以大将之子为质以及利州路的分割。用这些非常之策，在赵昺看来根本上不了台面的方法来加以控制也是被逼的没招儿了。而另外的措施就是控制财权，来约束坐镇川蜀的大将。
正是由于四川距离临安遥远，其经济有一定独立性，对临安之上供也多因军兴而被截用，导致‘四川财赋止供本路之费’，张浚入蜀设置防御体系后，财权多属于附属地位，吴玠在世时便对财权颇多侵夺。而川蜀向来是以天府之国自称，财税足以支撑一地所费，加上地形封闭，一旦失控就有割据称王的可能。
宋廷也是有感于四川财权被侵夺之危险，便于绍兴议和后，逐渐将财权独立，以加强对四川经济之控制，重命四川上供罗布等，增加贡品外，并让他们将四川内藏钱帛送交行在。而为打破四川经济之独立性，又先后命四川岁拨总制钱一百七十三万余缗交左藏库以供国用。
宋朝君臣是用尽心思来防止川蜀发生激变，但也限制了镇守川蜀将领对于局势的掌控，在蒙古人来攻时导致一片混乱，成都城在敌来攻时居然无兵可调，仅纠集起三百衙役前去抵御，结果可想而知，一座重镇就这么被敌轻易得手，不得不退守重庆依靠山水之险来屏护江南。也正是因为如此，川蜀也成了朝中重臣们心中的一根拔不出去刺。
在赵昺看来，几位宰执和阁臣力主由朝廷遣重臣主持川蜀战事并无恶意，也是出于维护朝廷利益的角度出发，却依然没有跳出权力制衡的禁锢，希望能以此扼制武将割据之心。对此他以为是老几位说好听点儿是未雨绸缪，说难听点儿是多心了，他以为当下的形势已经不能与彼时相较，尚不具备割据的条件……
“臣以为当从宰执中选一位重臣前往川蜀主持战事！”沉默良久，应节严喝了杯水打破了沉默道。
“咝……遣宰执前往是不是过了！”赵昺听了吸口凉气道，“川蜀虽为战略要地，但历来朝廷只是以朝臣挂侍郎衔宣抚川蜀，以宰执前往尚无先例啊！”赵昺听了却是一惊，心中暗想别不是因为自己逼得太狠，导致老头儿要亲自出征吧！
“陛下，臣以为并不为过。”应节严捋捋胡须道，“当下入川作战是以湖广制置司所属为主力，粮草辎重也皆是由其供应。而湖广置使江钲原为殿前禁军都指挥使，后又为同知枢密使，早已位列宰执，以一侍郎前去主持战事，即便江钲大度能遵命而行，但其属下却难免会心存芥蒂，若是处处擎肘岂不坏了陛下的大计！”
“应知事所虑不错，若是仅以一部官员主持难免会处处受制，难以展开手脚。此外也难免会让江钲多想，另其心生怨恨！”刘黻也点头道。
“有理！”赵昺坐回案前道。刚刚应节严说的还是比较含蓄，而刘黻则直白的多。自己遣一阁臣前往，两者地位不对等，又难免出现争执，吃亏的肯定是朝臣一方。而如此也有‘以小制大’之嫌，令江钲心存疑虑，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