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新命记
对于崇祯皇帝深陷其中的困局，杨振虽然是旁观者清，可是他也并没有太好的解决之道。
可以说，到了崇祯十二年以后，任何人身处崇祯皇帝的位置上，他所面对的都将是一个死局。
除非，这个人能够壮士断腕，干脆放弃辽东，甚至于更进一步，干脆一口气把朝廷前往江南，还都金陵，然后用江南的财力重整旗鼓，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再率师北伐，收回北方。
唯有如此，眼下这个财政近乎于崩溃的大明朝，或许才能有救。
可是，眼前的崇祯皇帝，会采纳这个策略吗？会答应这么办吗？
历史已经证明，他不会采纳，也不可答应。
不光是他不会采纳，不会答应，满朝文武大臣，京师官民百姓，以及九边将帅士卒，谁也不可能答应。
如今，谁要是敢在皇帝面前提出这个方略，且先不说崇祯皇帝会拿他怎样了，光是满朝文武大臣，京师官民百姓，九边将帅士卒，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他淹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崇祯皇帝的本心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反而是天下官绅士民百姓之心了。
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劝崇祯皇帝南迁的话，谁也不敢提。
包括杨振在内，同样如此。
再说了，劝崇祯皇帝南迁，他杨振能够得到什么呢？
崇祯皇帝真要南迁的话，他杨振面临的局面，只会比现在更加艰难。
所以，于公，他不能提这个茬儿，于私，他也不能提这个茬儿。
也因此，当众人跪在地上口称有罪的时候，他只能默默无言，自己心里憋闷而已。
“唉，辽东一日不平，辽饷便一日不能断，辽饷一日不断，百姓便一日不得休息，百姓不得休息，流寇便要蔓延，然后，不募兵便不能平寇，而不增赋却又无以饷兵，如此一来，何年何月是个头啊？”
崇祯皇帝一个人站着，既像是说给跪着的众人听，又像是自己在喃喃自语。
之前在午门下意气风发的脸上，此时满是灰心丧气，疑惑迷茫。
崇祯皇帝当然不懂得什么经济规律，但是凭他当了十多年皇帝的经验教训，他凭直觉，就已经觉得眼前这个循环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而他把这个死结的开头，安在了辽饷上面。
他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可以讨论，但是若说他昏庸糊涂，完全不懂得大明朝眼前的困局是什么，那却实实在在是冤枉他了。
可是看到问题出在哪里容易，要解决却是难上加难。
再加上崇祯皇帝又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臭脾气，让这个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对于这个问题，杨振当然是知道的，洪承畴、陈新甲这样的人物，能不知道吗？
他们当然都知道。
若非如此，洪承畴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兵出山海关了。
他之所以不想现在辽西挑起战端，后来也不想督率大军在辽东与满清决战，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在冒险，一旦失败，就全盘皆输了，仅剩的本钱也将赔个底掉。
陈新甲其实同样也认识到战事与财政的关系。
只不过他的解决之法与洪承畴的不同，他认为辽东的战事越是迁延日久，朝廷的财政就越是支撑不住，到最后甚至于可能不战自溃，所以他希望能够速战速决。
这也是他后来建议崇祯皇帝不断地催促洪承畴北上决战的重要原因。
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洪承畴老成持重求稳为上的打法，显然是高明一点。
但是崇祯皇帝以及陈新甲他们的想法，难道就没有道理可言吗？
世上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那么简单，他们身在庙堂之上，自有他们的考虑。
所以，杨振即使以后世的眼光看崇祯，也没有丝毫的鄙夷或者非议，除了对他最后能够以死殉国充满敬意之外，剩下更多的则是同情。
杨振见洪承畴、陈新甲、骆养性、张若麟等人跪在地上不吱声，任凭崇祯皇帝一个人自言自语，他的心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酝酿再三，张口说道：
“陛下！古人说，攘外必先安内，臣思之，用在今日，正乃匡救时局之良策。我大明内有流寇四处作乱，外有东虏虎视眈眈。然则流寇在内而弱，东虏在外而强。若是关内关外两面作战，我大明虽地大物博，却也难于兼顾得了，一旦国力耗竭，则事不可为矣！”
崇祯皇帝正唉声叹气不已，听见杨振这么说，顿时精神一振，连忙问道：“攘外必先安内？汉卿可有良策，快与朕说说，怎么个安内攘外之法？”
杨振见崇祯皇帝原来的满脸忧色，一下变成了满脸关切，当下也不再遮遮掩掩了，干脆将自己对国事的大略想法和盘托出了。
“若以臣之见，今日之计，切切不可再头疼而医头，脚痛而医脚了。往日，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虏急则又调剿寇之兵以攻虏。如此，将士疲敝不堪，而寇与虏又内外呼应，皆不能根除，以至于酿成今日之患。”
杨振说到这里，看见崇祯皇帝对自己所说的含有批评他的话并无多大反应，于是接着说道：“以臣之见，从今往后，莫若先内而后外，先弱而后强，取外守内攻之策！”
崇祯皇帝听见杨振这么说，一时若有所思，仿佛愣在当场，过了片刻，方才又看着杨振问道：
“外守内攻？何谓外守内攻？”
杨振见问，立刻说道：“外，则屯兵以城守，不求急功于一时；内，则集兵以攻寇，剿抚并用，斩草除根。如此外守而内攻，不出数年，关内可定，关内安定之后，圣上再以关内剿平流寇之强军，集结出关，即可一举荡平东虏！”
杨振这番话里，当然也带有忽悠的成分，他的目的就是把崇祯皇帝的目光，转移到关内的剿匪战场上去，不要总想着现在就能一举荡平东虏。
杨振这么做，并不是他想挟寇自重，也不是他想埋头发展什么的，他只是单纯地想要避免明清松锦大决战在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发生。
事实上，如果从他个人利益角度考虑，肯定是崇祯皇帝把关外抗虏摆在优先位置，才对他最有利。
而且他现在正打算向辽南半岛转移，辽西这边打就打吧，打起来，他在辽南才更有利可图。
可是现在的杨振，毕竟是一个来自后世的穿越客，他并不是明末关里关外的军阀，所以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肯定还是要以大局为重的。
而他现在所说的这一切，说白了，实际上是冒着自己利益受损的风险，完全站在大局角度上凭良心所说的话。
可是这个话，落在他人的耳朵里面效果如何，可就不是杨振自己所能左右的了。
他的那番话说完，就见崇祯皇帝目不转睛、默默不语地盯着他，看了好大一会儿。
包括跪在一边的洪承畴、陈新甲、张若麟，甚至是王德化，都把目光聚焦到了杨振的身上。
他们似乎都在琢磨着判断着杨振所说的这番话，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
“陛下，杨都督方才所言，攘外必先安内之策，与今日形势，颇有一契合之处。臣尝读宋史，宋宰相赵普当年曾对宋太祖言道，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杨都督所言方略，出处即在此，臣思之，确是治国安邦之大道！”
眼见崇祯皇帝沉吟不语，跪在地面上的洪承畴突然发话，替杨振所献的方略补充了一个说明。
对洪承畴来说，不管杨振所讲的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至少在道理上讲，与他的态度是比较贴近的。
虽然守备辽东，不主动生事，仍旧要消耗大量完全由朝廷承担的粮饷军械，可是比起集结重兵，到关外与东虏满鞑子决战来说，可就省钱多了，而且所面临的风险也低多了。
“的确，汉卿方才所言，颇有一番道理。可是朕想问你们的是，前宋中国安则安矣，而群夷可曾制服？”
崇祯皇帝沉吟不语许久，到最后却是这么一句。
这句话问得洪承畴哑口无言，一时嗫嚅不能语，也让杨振不知道该如何答对了。
但是，眼见着自己所说的话即将付诸东流，杨振还是赶在崇祯皇帝没对自己的攘外必先安内彻底否决之前，忙又说道：
“陛下，臣之所言外守而内攻，非谓关外大军尸位素餐、徒耗粮饷者也。外守，乃是以守为主，以战为辅，若单以关外战局而言，而是东攻而西守。”
“哦，何谓东攻而西守？！”
崇祯皇帝今日召见杨振，本意就是为了商议辽东战局，眼前这个杨振方才对他所言的那些话，他凭直觉就认为杨振这是想把他的注意力从辽东转移走。
如果杨振是这样的人，那他跟祖大寿之类的只敢固守城池，畏惧东虏而不敢战的辽东将领又有何区别呢？
所以，当杨振提到攘外必先安内的时候，他想来想去，觉得杨振这是出于私心，分明是祖大寿那些人搞过的把戏。
可是杨振这回来京师，可是给他带来了数千满鞑子首级，带了前所未有的捷报，以及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午门献俘礼啊！
因此，他虽然心中有所不满，可是又不好立刻当众表现出来。
毕竟这个杨振，他还是要重用的，而且除了杨振，眼下山海关外，他还能重用谁呢？
也正因此，此时他听见杨振话里有话，似乎回心转意了，于是立刻便踩住了这个“台阶”，马上追问杨振所谓的“东攻西守”是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