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宋末之山河动
兴奋与沮丧交织的赵昺在次日还是召见了刑部尚书邓文原与大理寺卿龚行卿，详细询问了大宋的司法系统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并听取了他们对于重建司法系统的意见。而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于国乱之后，有过律法和敕书或丧失或被蒙元掳走，使得判案没有依据，裁判标准不一；另一方面，则是缺乏合格的执法官员，现在后继无人，尤其是地方更是稀缺，导致司法机构不健全。
赵昺让他们将所言成文，准备在廷议上进行商讨。同时加强收集散落民间的相关典籍和文献，尽快重新编撰成册，并结合近些年的判例，编撰成册，作为执法的依据。而律政人才的培养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现在只能通过从在职官员中选拔、培训，征辟在野的精通法务的旧官吏；同时在科举中向经法科倾斜，提高录取率，在太学中增加律政科生额。多措并举，争取在三年内完成司法系统的组建。
邓文原和龚行卿两人听罢极为兴奋，有了皇帝的支持，事情推进中的阻力就会少了很多。而受命重新组建司法系统，这不仅是皇帝的信任，也是他们的荣耀，必将在大宋的史书中留下浓重的一笔。两人保证会在近期内上书请旨，并着手编写详细的方案，得到廷议批准后即刻开始实施。
两人告退后，赵昺想着自己一直以来想改变‘以儒治国’为‘以儒法治国’就又进了一步，心中难免有些窃喜，毕竟儒是以道德来约束人的行为，缺乏强制性，而只有以法治国才能确保国家制度的确立，保证政令的推行，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使得即便赵家后世子孙出现个昏君，也不至于一朝亡国。
但欢乐总是短暂的，尤其是身居高位的皇帝，稍后又有急报送入宫中，昨日大雪导致京畿数县成灾，倒塌房屋千间，近万人流离失所，有百人冻毙于街衢和途中，地方上奏请拨钱粮赈济灾民，修复房屋。而周边被雪灾波及的地方有多少尚无消息送入京中，估计尚在途中。
赵昺马上传旨召集在京宰执及户部尚书入宫议事，大家都清楚赈灾的关键是要快，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和财物的损失。因此会议的节奏很快，救灾的措施也很快确定下来，着令地方先行开放仓廪放粮，并尽可能的安置灾民。着户部遣官根据先期的报告拨付钱粮和被服送往灾区，并报告后续情况，再行拨付第二批粮款。
与此同时向降雪地方发出公文，询问情况，并授权地方政府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先行开放仓廪，调动州军救灾，力求将损失降到最低点。并命兵部加强驿道站所的管理，与地方配合迅速清理驿道，修复被毁的路桥，保证救灾物资的调运。
退朝之后，赵昺的心情不免沉重，这只是一场大雪就造成京畿地区上万人受灾，这虽然过去江南冬季少有大雪，因而准备不足有关，但也说明朝廷的救灾制度性的缺失。而以他所知，历史上的元朝就是因为灾害频发，每每三两年就会有大的水灾及蝗灾发生，而元廷救灾无力导致民变不断，严重的削弱了其的统治，最终一场黄河大水引爆了元末的农民大起义。
赵昺之所以在北伐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断然结束战争，其实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当前朝廷的财政一直吃紧，一旦有大的灾害亦无力救灾，从而引起民乱，那时天灾人祸同时发生，弄不好就走向亡国。因而他结束北伐，就是欲与民有休养生息，缓解两者间的对立，也为朝廷积蓄力量赢得时间。
同时将灾害最为严重的黄淮地区甩给蒙元，那里就如一颗不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元廷但有天灾发生，元廷要维持稳定，就必须赈灾，就会逐渐耗尽其老本，无力再威胁江南；若是不救，就是天灾人祸齐至，民心尽丧，也就是再次北伐的时机……
“王德将园中的雪清理了吧！”赵昺回返内廷，对眼前的雪景已然兴致索然，对王德道。
“官家，天气寒冷，这雪还能保留两天，不若日后再……”王德见陛下今日心情沉重，想着留着这雪也能让小皇帝能借此放松下心情。
“不必了，一场大雪仅京畿地区就有上万人受灾，上百人冻死街头，朕身为一国之君十分惭愧，若还有闲心逸致赏雪，岂不是与昏君无异了。”赵昺叹口气道。
“官家宅心仁厚，心系天下众生，实是大宋亿万百姓之福！”王德听了赞道，挥手让人吩咐宫中杂役清理积雪。
回到淡泊阁已经是午时过，赵昺心中有事胡乱吃了几口饭，便开始批阅今日的奏章。而想到国家初定，需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可自己又分身乏术，不免有些焦躁，又觉身心俱疲。连喝了几杯热茶才逐渐平复了心情，尽管国事千头万绪总要一件件处理，急也是急不来的。但是受此影响，他还是一时难以摆脱沉重的心境，不免分神想着赈灾之事。
赵昺知道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建立“国家福利体系”的自觉，《周礼》中记录的“保息六政”（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春秋时管仲在齐国推行的“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大约便是最早的福利政策记载。
不过，国家福利成为系统性的制度，则完成于两宋时期。宋朝福利制度之发达，不但远超前代，而且之后的王朝也远远不及，是一套覆盖了“从摇篮到坟墓”、囊括了“生老病死”的救济体系。当然，宋政府搞的不是全民福利，政府救济的对象只是贫民阶层。
宋政府按照居民的家庭财产多寡，将全国人口划分为不同户等，户等既是确定人户税额的依据，也是国家划定救济对象的参考标准，比如南宋时规定，乡村五等户、城市七等户以下的家庭，如果有婴儿出生，又无力赡养，政府即给予四千文钱的补助。
实际上宋代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却是在崇宁年间，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历史上著名昏君徽宗赵佶及奸相蔡京两人搞起来的。徽宗为宋朝民众提供的“慈善福利事业”，主要是为穷人、残疾人和病人提供慈善福利，然后创办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三大前代未有的福利机构。具体来说：
（1）居养院提供的是基本生活保障。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向那些无法维持自身生计的人提供食品、衣服和住处，尤其是没有成年子女的寡妇和鳏夫，以及孤儿和弃儿”。按当时的规定，成人每人每天可以领取升米，儿童减半，每天还有十钱的小额现金，冬天每天有五钱的取暖费。
（2）安济坊提供的是基本医疗保障。该机构相当于一种为穷人设置的治病医院，安济坊的管理条例“要求医师记录他们收治病人的数量，以及死亡人数，并基于这些记录信息奖赏和提拔那些最成功的官员，例如，一名每年收留五百至一千名病人且病人死亡率不高于两成的官员，每年可以获得五十贯的奖励。”同时，该机构收容隔离病人，也有防范瘟疫蔓延的功能。
（3）漏泽园旨在为城市贫民提供安葬之地，也就是公墓。安葬对象包括：死后无钱、无葬地、无亲人的贫穷百姓；暴露野外的枯骨；客死他乡者的灵柩；死亡多年且无亲属者；不知姓名的死者；死亡的乞丐等。政府安排人员免费收集尸体和遗骸进行统一安葬，目的是为了不出现疾病瘟疫、抛尸荒野，同时体现政府恤民和皇帝“悯”。所以，漏泽园是国家的殡葬福利制度，也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种仁政。
赵昺记的徽宗和蔡京这些仁政在后世被提及的很少，即便提起来也会有意隐去二人的功绩，好像是忌讳莫深。他以为是人们如此是为了凸显他们的昏与奸，有了这些‘丰功伟绩’就让大家难以再恨他们。不过却有外国学者给了宋徽宗极高的评价。
其在文章中并不否认宋徽宗存在“虚荣”、“过分自信”这类缺点，但依然认为宋徽宗仍是一个很伟大的皇帝，理由是：“作为皇帝，徽宗应该为他的雄心壮志，以及对许多崇高事业的支持而受到称赞。当时的全国学校教育制度，以及为病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的慈善救助，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这显然与多数国人对宋徽宗的印象，是大不相同的。
赵昺在入主江南后，也曾想恢复这三大‘仁政’，但是群臣应和者不少，落实起来确是不大上心，至今也只在京师各处建起了几间医药院，用以救助贫困的百姓，其它两项一直停滞不前，仍然停留在纸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