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
三日后，东印度公司租借给大明的第一艘三桅大船抵达天津卫大沽港，随同抵达的还有四艘小舰和四百名东印度公司的水手，照大明和东印度公司的约定，这些人将为大明所雇佣，暂时成为大明水师的一员，大明给予他们在东印度高一倍的薪资待遇，尤其是几个大副和舵手，大明更是给予重金，就像当年登莱巡抚孙元化在登州高薪聘请葡萄牙教官操练大明炮兵一样，大明这一次同样是高薪聘请，希望大明水兵能尽快学会操作三桅大船之术。
兵部侍郎张凤翔，新任天津巡抚原毓宗迎接。
原毓宗原本是天津兵备道，冯元飏调走之后，他加右佥都御史，成为天津巡抚。
而在两人身后站着天津总兵曹友义，副将娄光先、水师副将金斌、指挥杨维翰。
当那挂满白帆的三桅大木船在视线里出现时，众人都微微惊叹。
三桅大船和大明水军通常所使用的福船大为不同，不但更大，而且造型也有相当明显的区别，它拥有双层甲板，船首和船尾高高昂起。除了纵帆以外，还有斜三角帆，不管顺风还是逆风，都可以航行，船体长达二十余丈，以大明的计算方法，最少在两千料以上，超过一般大明战船的四百料。
消息传到京师，朱慈烺立刻赶往宫中，向父皇请命，说红毛人的三桅战舰每年耗费朝廷三十万两银子，虽然朝臣和天津巡抚在奏疏里有描写，但他还是想要去现场观摩一下。
天津距京师只有二百余里，快马加鞭当天就可打个来回，相信父皇会答应的。
崇祯帝正在批阅奏章，没有多想，点头：“去吧。记着，快去快回，一切从简，不可浪费民力。”
他对朝臣的奏疏，老实说，也并非是百分百相信，儿子亲自去看，正可去除他的疑心。
“儿臣知晓。”
朱慈烺起身离开。
望着太子的身影，王承恩眼角和嘴角都是含笑，太子的英武令他感佩，振作的国事令皇爷少了一些忧虑，也让他这个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多了一些欣慰，不过皇爷心里揣着九州四方，却好似没有看出太子殿下的心思啊。
这么想着，王承恩不由自主就把目光投向崇祯帝刚刚批阅完的一份奏疏--左懋第在长芦盐场大规模改革，惹得官员，盐商和盐户都大为不满，天津官员上疏弹劾，崇祯帝没有直接表示自己的意见，而是交给了内阁处置。
身为内廷司礼监的首席秉笔太监，王承恩清楚的知道，这样的事情一旦交到内阁，没有十天半个月，没有一番折冲，是不会有结果的，而以太子的急脾气，怕是等不得，这一次太子到天津，恐怕不只是为了观摩红毛人的战舰……
天津地区的形成始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唐中叶以后，天津成为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码头。宋金时称“直沽寨”，元朝改称“海津镇”，是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
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继位，迁都于北京，而紧邻北京的天津变的格外重要起来，因为朱棣曾经在这里渡河，偷袭沧州，并取得胜利，遂改名为天津，取“天子渡河之地”的意思，“天”是天子的意思，而“津”是指渡口。同年设置了军事部门，筑城设卫，其后便称为“天津卫”了。
天津设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统称三卫，由天津卫指挥使统领，直隶于后军都督府。每卫士兵足额5600人，天津三卫士兵定额16800人。
明初期时，天津卫的士兵素质尚有保证，但到了明末，基本都已经变成了农民，根本没有战力，对于天津的情况，朝廷一直都有了解。天启元年，朝廷在天津重新设立巡抚，试图振作天津的兵势，以为京师的拱卫，但成效甚微。
天津是有水师的，而且原本还是大明内海最大，仅次于登莱水师的一支，但崇祯四年，孔有德在登州叛乱，挟持了一部分正好驻在登州的天津水师船只去往辽东，从此天津水师一蹶不振，海防兵只剩下两千多老弱，船十几艘，除了固定的通过海路向宁远山海关输送粮草，再没有其他作为。
对于天津和天津港，朱慈烺一直都想要亲临，因为就他逆转历史的大计来说，天津的地位举足轻重，但苦于没有机会，这一次东印度公司的大船到岸，正是一个好时间，从皇宫出来，朱慈烺去往京营，召集幕僚，安排了各项操练事务，然后就在武襄左卫的护卫下，急急出了京师，往天津而去。
天津距离京师二百里，如果是清早出发，傍晚就可以到天津，但因为出发时已经是中午，所以今日肯定是赶不到了，而朱慈烺也根本没有打算赶到，从京师出发后，他先到通州，在城外停留了半个时辰，围着通州城转了一圈，照他当日朝议所说，通州，香河，三河和武清，将和京师天津一起，形成长城之后的第二道防线，阻挡建虏入塞，因此四地城池，连同中间的十二处棱堡，都需要抓紧时间修建。
虽然崇祯帝和朝臣们对往河间府等地拨发修城钱粮有所迟疑，但对京畿地区的防御，却是很重视的，朝议之后，不到十天之后，修建的基础钱粮就发了下去，兵部工部一起督促，京畿各城召集民夫，即刻开工。
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段的终点，也是京师的东大门，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所以是兵部和工部盯防的重点。
通州知州、兵备道，城中四卫的指挥使，副将姜名武，无人敢怠慢，各领一门，全力投入筑城的工作中，太子的马队到通州城下时，远远就看见尘土飞扬，城上城下，工匠和民夫担土挑石，不但加高城墙，而且在东门之外又新修了一座瓮城，使通州防御更坚。
朱慈烺快马而至，叫来现场督工的官员，详细询问，得知通州全城都已经动起来、钱粮暂时无忧之后，他便快马离开，等到通州文武从城中奔出来，想要拜见太子殿下，太子的马队早已经消失在了官道上。
沿着运河走，从通州之后就是香河，这一夜，朱慈烺就宿营在距离香河不远的宝庆寺。
宝庆寺之边，一座新型的棱堡正在深挖地基，汤若望现场督工，整个棱堡的修建从图纸到具体的施工，都由他负责，工部的人协理。当见到太子出现，汤若望的蓝眼睛里都是喜悦的光芒，原来，他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罗马教廷今年将大批的向大明派遣传教士，而每一个传教士都是有相当学识，从医学建筑学冶金学的专业人士--这正契合大明王子当初的要求，所以汤若望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朱慈烺。
朱慈烺笑着称赞，并说他会安排，绝对让“神父”们有所施展，汤若望却说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朱慈烺知道汤若望意有所指，想让自己皈依，但表面却假装不知，只谈论棱堡的修建。
第二日天还没有亮，朱慈烺就出发，巳时（上午9点）到达香河，和通州一样，香河也正在大兴土木，增高加固城墙。香河是京杭大运河南粮北调的的必经之路，属于咽喉之地，所以香河也被称为“首都之门户，漕运之咽喉”。
在朱慈烺的谋划里，香河比通州更重要，因为通州一向重兵防守，建虏未必会攻通州，但却一定会打香河，因此香河的防务就更加重要。
通州，香河，杨村，一直到天津卫，朱慈烺沿着运河一路南下，不但巡视各处的城墙修建和棱堡修筑情况，同时也观察运河上的运粮船只和所经地区的百姓民生。到杨村时，他心中忍不住感伤，百姓苦啊，京畿是大明的首善之地，首善之地都如此，可想其他地方了。
快到天津时，朱慈烺抛开杂念，开始全力思索水军的建设之策。
关于向东印度公司组建战船以及天津水师的组建，朱慈烺曾经有过想要亲自统辖的心思，但他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京营是步骑兵，他现在抚军京营，已经算是特例了，如果再想把两百里之外的水军纳入京营麾下，不但于祖制不合，而且会惹起一些不必要的闲话。
因此从一开始，朱慈烺就把重点放在了天津水军的统军将领以及新兵的招募之上。
施琅是他为天津水师准备的人才，但施琅资质尚浅，现在还支不起天津水师的门面，需要用一个心胸开阔，能令施琅一展长材的老将作水师副将，在为施琅遮风挡雨的同时，也能管束施琅，令其不至于脱缰。
朱慈烺对军中人物不熟，为此特意请教了吴甡，吴甡推荐一人，那就是原龙武水师的左营游击陈兆兰。
陈兆兰在历史上毫无记载，朱慈烺对这个人也毫无了解，通过和吴甡交谈，才大略知道了一些。
当初，为了收复辽东失地，在蓟辽督师、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建议下，朝廷于天启二年调发援辽的一部分淮扬水师，改编为了一支独立的水师，驻扎在山海关老龙头，名曰龙武水师。
兴盛时，龙武水师曾经有大小船只四五百艘，但在天启六年的宁远之战中，龙武水军遭受重大损失，战后，袁崇焕上疏朝廷，请求重建龙武水师，并提请陈兆兰为水军左营游击、诸葛佐为中营游击、提升张斌良为右营游击，朝廷准奏，恢复了龙武水军的三营之制。
在袁崇焕的经营下，到崇祯二年时，龙武水军基本恢复，但十一月的己巳之变，改变了一切，袁崇焕下狱被杀，右营游击张斌良被牵连，日后也被处斩，龙武水军受到一定限制。
所幸，袁崇焕死后，孙承宗接任辽东督师，派自己的首席幕僚茅元仪接掌了龙武水师，茅元仪原本想要大干一番，收拾铳炮，整修战船，不想崇祯三年四月，因为欠饷，军中发生哗变，死伤十几人，茅元仪事后论罪，被发配到了福建。
而后，因为大凌河战役的失败，孙承宗被迫请辞，回乡闲居。
从孙承宗，袁崇焕到茅元仪都曾为龙武水师努力过，但却都付之东流，三人之后，龙武水师再无振作，渐渐褪去最初建立时的进攻色彩，变成了一支防御性的水军。
这其间，陈兆兰积功升迁，从游击变成了参将，崇祯九年，水师又闹饷，陈兆兰制止不力，被御史弹劾，不得不黯然归乡，吴甡以为，以陈兆兰的资历，任水师副将没有问题，以他的胸怀和水军经验，学习红毛人的三桅大船的战术，应该也是稳稳当当，且陈兆兰现就居住在天津，朝有令，午可至。
对吴甡看人的眼光，朱慈烺一向都是相信的，吴甡是兵部侍郎，不论前任兵部尚书陈新甲，还是现任冯元飚，都对他十分倚重，现在又有太子的支持，所以重新起用陈兆兰的命令，很快就发了出去。
而在陈兆兰之外，朱慈烺也得到了另外一个消息。
虽然龙武水师已经不复当年，失去了大部分的战力，但前年，也就是崇祯十四年，现任龙武水师参将刘应国曾经率领龙武水师左右营，骚扰过建虏的后方，据刘应国报，他们一战南汛口，二战双岛，三战于小平岛，斩杀建虏百余人，但因为没有一颗首级带回，自身又损失了不少兵马，所以朝廷并没有特别的嘉奖。而从吴甡的言辞中就可以知道，他对刘应国的战绩是不信的，认为刘应国在谎报。
但朱慈烺却是另外的想法。
不管刘应国的战绩是真是假，但敢于到建虏敌后骚扰，就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如果有机会，或者可以找来这个刘应国一见，而现在仍然驻扎在山海关、由孙承宗创立的龙武水师，说不得也可以再改编精训一下，以期发挥更大的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