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宋末之山河动
心动不如行动，赵昺捋清了脉络，准备下手开始设计未来的政治格局。他是搞船舶设计出身，而多年培养的成的思维习惯也不由自主的带进了对政体的设计思路，其实他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同。从大里讲，万物归一，道理想通；从微观世界将，任何物质都是有最基本的原子堆砌而成。
以此推理，赵昺以为船舶无外乎由船体、动力系统、操作系统三大部分组成，然后在通过用途的不同而进行细分，从而设计出不同类型的船舶，进而选择适合的船体、动力系统和操作系统，添加不同的模块，建造出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用途各异的船只。
如果将当前的国家比作一艘尚在空白图纸的船，作为承载整个体制的‘船体’就是国家制度。在这个问题上，赵昺没有选择，只能是封建帝制，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至于国家的动力系统，他认为当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再说的高大上一些就是社会物质和文明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操作系统，自然就是国家的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
当下船体有了，发动机也有了。虽然这台发动机已经燃料不足，零件老化，导致动力下降，但是尚能勉强支持船的前行，但也急需找到加油站，添加燃料。至于操作系统，虽然船长的目标明确，但是船员们表现不一，有的干劲十足，有的慵懒懈怠出工不出力，有的干脆偷偷挂倒挡。
现在赵昺就是船长，领一帮素质不一的水手行驶在可覆舟也能载舟的‘人海’之上，他要做的就是能让这艘大船平稳的行驶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乘风破浪，克服重重困难，直到到达幸福的彼岸。而要让船能行驶在正确的航线上，加快速度，就先要对操作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赵昺继承这艘船的时候已经千疮百孔，眼看就要沉了，他当了十多年的修补匠，终于将让这艘船已经能够勉强航行。而这帮水手们却因为前几任船长疏于管理，不注重思想品德教育，而变得散漫又固执，养了一身臭毛病。
这份精神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自然是指大宋朝的士人们创造的‘宋学’，那些出新前代却影响至今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与民族性格。这不仅是学术思潮，且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民族素质与价值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赵昺也当然明白世界上社会的进步与思想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大宋朝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文化，说明宋学也非是一无是处。
首先在宋朝已经诞生了平等的意识。唐宋社会转型，开启了科举公平竞争的闸门，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个官僚队伍主要出自科场的选拔，他们虽有等级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
地主阶级已无“士庶之别”，地权开始以经济手段频繁转移，地主、自耕农与佃户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不仅仅耕地租佃，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也开始进入许多经济活动。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拥有迁徙权与流动权，促进了各阶层间的横向流动与上下流动。
所有这些变化，催生了人们对平等的朦胧向往。宋学家倡导“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强调这种平等观。在社会上，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思想受到挑战，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观念，这在近代公民意识出现前不啻是身份观念的革命。
平等观也投射在起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王小波的“均贫富”，方腊的“法平等”，钟相的“等贵贱”，都表达出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诉求。相对前代，这种平等意识是新因素，但与近代平等观仍有本质区别。
赵昺作为现代人当然支持这种思想的进步，但是作为统治者就要持保留意见了，那些士大夫们已经‘猖狂’到要抢班夺权的地步了，总是琢磨要架空自己，当然不能让他容忍。
其次是兼容精神。正是因为宋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兼容精神遂应运而生。宋学在其创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颇具怀疑精神与创新活力。观宋学的两大高峰期，“学统四起”“自出议论”，却颇能宽容并存，客观肯定别派可取处。
与此同时，佛门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从儒佛中汲取养分，而最高统治者也以兼容精神处理宗教关系，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宋朝常态。至于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同处杂陈。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处上，整个社会表现得相当宽容。
赵昺也明白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各阶层相互间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其它异质文化，创造出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而这方面其实也是他想发扬和继承的，以此来推动自己的革新，但是往往某些东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固化，忘记了初心，反而成了进步的绊脚石。
再有就是宋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世俗化，士人们受到经世理念的影响，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
士人阶层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当然这种情怀放在现代也不过时，赵昺也是深表支持的，可也希望他们能够对皇帝表示应有的尊重，不能事事关心，甚至连生孩子的事儿都不想放过。
不过赵昺明白月盈而亏的道理，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宋朝的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名节操守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他也不否认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可自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所以，赵昺的革新面对的是一份日暮西山的政治遗产。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
赵昺清楚若是在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之时，这种制度也许尚能勉力维持，消极的因素被表面的繁容所掩盖，皇帝和大臣们都能陶醉其中，洋洋自得的欣赏这盛世繁华。可在面临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的缺陷也就暴露无遗，亡国也就在所难免。
面对这个烂摊子，赵昺一直在寻求变革，尤其是收复江南后这种念头更加强烈，但是阻力重重，仅其要修订律法，以便实施以法治国。虽然老师应节严从中极力推动，但两年时间进展极为缓慢，底下的官员也以各种借口拖延推责，种种的不配合。
那时赵昺就决心要整治一番，但在外有强敌的情况下，他不敢动作，免得再因此断送了得来不易的平衡。所以两年后，在局势稍微缓和的情况，他断然发起北伐，对蒙元进行打击，使其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威胁大宋，从而为自己推进革新争取时间。
打仗讲究‘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而赵昺也知道革新必须从上而下进行，首先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自己当然不能动，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当朝的宰执们，这些人作为士人阶层的风向标，士大夫们的领袖，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
做买卖要讨价还价，这时候自然也需要相互妥协，赵昺现在摸清了对方的底价，恢复三省其实就是让权，让士大夫们得利，把他们先拉到一条船上。但他的便宜也不是那么好占的，其中必须要夹带些私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