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千年之女帝天下
“罢了罢了，你看过也无妨，只是不要随便外传，不然咱们俩都可能会有麻烦的。”
“是，奴婢知道的。”高蓉很客气地说道。
“你把厨房里那盘菜品给陆老伯端去吧，看看今天他能不能试做一盘出来。”凌皓头也不抬地吩咐着。
“是。”高蓉答应一声，立马就进了厨房端着那盘青椒炒肉去了随殿的大厨房。
凌皓继续看着王玄清誊抄下来的《素女经》段落，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把誊抄的文件交到他手上，想必她也是辛苦了很久吧……
这时候，凌皓也不想浪费时间了，左右趁着现在还有时间，不如就趁着现在有功夫，把王玄清送来的这个抄录文件利用印刷术给落实到位算了。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四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朝，并在唐朝中后期普遍使用。虽然在宋仁宗时，毕昇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但宋朝虽然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却并未能普遍推广使用，而仍然是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术。
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印刷术先后传到朝鲜、日本、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
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书籍。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既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又给文化的传播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印章和石刻给印刷术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性的启示，用纸在石碑上墨拓的方法，直接为雕版印刷指明了方向。中国的印刷术经过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的发展，给人类的发展献上了一份厚礼。印刷术的特点是方便灵活、省时、省力，是古代印刷术的重大突破。
神州的印刷术，自然也是源远流长，传播广远。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它随中华文化的诞生萌芽，随中华文化的发展演进。如果从其源头算起，迄今已经历了源头、古代、近代、当代四个历史时期，长达五千余年的发展历程。早期，中国人民为了记载事件、传播经验和知识，创造了早期的文字符号，并寻求记载这些字符的媒介。由于受当时生产手段的限制，人们只能用自然物体来记载文字符号。例如，把文字刻、写在岩壁、树叶、兽骨、石块、树皮等自然材料上。由于记载文字的材料十分昂贵，因此，只能将重要事件做简要记载。大多数人的经验，只能靠口头进行传播，这严重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
最开始，印刷术仅仅只是用来表现自己的名讳的东西，这就是印章。
印章在先秦时期就有，不过一般只有几个字，表示姓名，官职或机构。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之别。在纸没有出现之前，公文或书信都写在简牍上，写好之后，用绳扎好，在结扎处放粘性泥封结，将印章盖在泥上，称为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这是当时保密的一种手段。纸张出现之后，泥封演变为纸封，在几张公文纸的接缝处或公文纸袋的封口处盖印。据记载在北齐时（公元550~577年）有人把用于公文纸盖印的印章做得很大，很像一块小小的雕刻版了。
而在东晋时期著名的炼丹家葛洪（公元284~363年）在他著的《抱朴子》中提到道家那时已用了四寸见方（13.5×13.5）有120个字的大木印了。这已经是一块小型的雕版了。
佛教徒亦受此启发，为了使佛经更加生动，常把佛像印在佛经的卷首，这种手工木印比手绘省事得多。
其后便是碑石拓印技术的出现，考证发现这种拓印技术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很有启发作用。刻石的发明，历史很早。初唐在今陕西凤翔发现了十个石鼓，它是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秦国的石刻。秦始皇出巡，在重要的地方刻石7次。东汉以后，石碑盛行。
汉灵帝四年（公元175年）蔡邕建议朝廷，在太学门前树立《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的石碑，共20.9万字，分刻于46块石碑上每碑高175、宽90、厚20厘米，容字5000，碑的正反面皆刻字。历时8年，全部刻成。成为当时读书人的经典。很多人争相抄写。后来特别是魏晋六朝时，有人趁看管不严或无人看管时，用纸将经文拓印下来，自用或出售。结果使其广为流传。
拓片也是印刷技术所能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古人发现在石碑上盖一张微微湿润的纸，用软槌轻打，使纸陷入碑面文字凹下处，待纸干后再用布包上棉花，蘸上墨汁，在纸上轻轻拍打，纸面上就会留下黑地白字跟石碑一模一样的字迹。这样的方法比手抄简便、可靠。于是拓印就出现了。
印染技术对雕版印刷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印染是在木板上刻出花纹图案，用染料印在布上。中国的印花板有凸纹板和镂空板两种。而在后世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公元前165年左右）出土的两件印花纱就是用凸纹板印的。这种技术可能早于秦汉，而上溯至战国时期。
等到纸被发明出来后，这种技术就可能专门用于进行印刷方面的工作，只要把布改成纸，把染料改成墨，印出来的东西，就成为雕版印刷品了。在敦煌石室中就有唐代凸板和镂空板纸印的佛像。印章、拓印、印染技术三者相互启发，相互融合，再加上中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雕版印刷技术就应运而生了。
直到唐朝（7世纪左右）发明雕版印刷术，并在唐朝中后期普遍使用。早期的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唐初，玄奘曾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僧尼信众。
到了北宋时期（11世纪左右），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但没有普遍使用，而是仍然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术。
而凌皓现在也找不到其他的快捷用途，只能是想办法复原这种雕版印刷技术，来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而雕版印刷术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将书稿的写样写好后，使有字的一面贴在板上，即可刻字，刻工用不同形式的刻刀将木版上的反体字墨迹刻成凸起的阳文，同时将木版上其余空白部分剔除，使之凹陷。板面所刻出的字约凸出版面1~2毫米。
再用热水冲洗雕好的板，洗去木屑等，刻板过程就完成了。印刷时，用圆柱形平底刷蘸墨汁，均匀刷于板面上，再小心把纸覆盖在板面上，用刷子轻轻刷纸，纸上便印出文字或图画的正像。将纸从印板上揭起，阴干，印制过程就完成了。一个印工一天可印1500～2000张，一块印板可连印万次。
刻板的过程有点象刻印章的过程，只不过刻的字比印章更多了些。
而中间印的过程却与印章相反。印章是印在上，纸在下。雕版印刷印刷的过程，有点象拓印，但是雕版上的字是阳文反字，而一般碑石的字是阴文正字。此外，拓印的墨施在纸上，雕版印刷的墨施在版上。由此可见，雕版印刷既继承了印章、拓印、印染等的技术，又有创新技术。
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朝，在唐朝中后期已经广泛使用。
二十世纪早期，在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一本印刷精美的“金刚经”，其末尾题有“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样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日期记载的印刷品。雕版印刷的印品，可能开始只是在民间流行，并有一个与手抄本并存的的时期。
824年，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说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模勒即模刻，持交酒茗则是拿着白诗印本去换茶换酒。可见到九世纪初，印刷术的应用已由佛教咒语而扩大到人民喜欢阅读的诗歌方面去了。
835年前后，四川和江苏北部地方民间都曾“以板印历日”，拿到市场上去出卖。当时有人说民间所印历书“已满天下”，可知还不只四川和江苏两地印造。883年，成都书肆能看到一些“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的书，和“字书小学”，“率皆雕版印纸”……在印刷术发明后的最初二百年内，它已经是人民大众普及文化的一种重要媒介。
宋代，雕版印刷已发展到全盛时代，各种印本甚多。较好的雕版材料多用梨木、枣木。
因此，对刻印无价值的书，还有以“灾及梨枣”的成语来讽刺，意思是白白糟蹋了梨、枣树木。可见当时刻书风行一时。
雕版印刷开始只有单色印刷，五代时有人在插图墨印轮廓线内用笔添上不同的颜色，以增加视觉效果。天津杨柳青版画至今仍然采用这种方法生产。将几种不同的色料，同时上在一块板上的不同部位，一次印于纸上，印出彩色印张，这种方法称为“单版复色印刷法”。用这种方法，宋代曾印过“会子”（当时发行的纸币）。
单版复色印刷色料容易混杂渗透，而且色块界限分明，显得呆板。人们在实际探索中，发现了分板着色，分次印刷的方法，这就是用大小相同的几块印刷板分别载上不同的色料，再分次印于同一张纸上，这种方法称为“多版复色印刷”又称“套版印刷”。“多版复色印刷”的发明时间不会晚于元代，当时，中兴路（今湖北江陵县）所刻的《金刚经注》就是用朱墨两色套印的，这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多版复色印刷在明代获得较大的发展。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中心。明代设立经厂，永乐的北藏，正统的道藏都是由经厂刻板。清代英武殿本及雍正的龙藏，都是在北京刻板。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只不过，目前有个很大的技术性问题是，虽然凌皓不缺目前这样的精力，但是……他之前所研制出的纸质量却不够好，到时候印刷出来的文件很可能没有预期的效果那么好。
毕竟在这公元三世纪就搞出几百上千年后才渐渐成熟的技术，确实很突兀，也太超前了一些……
所以，凌皓只得精简一下文字，偷偷懒了。
他开始动手写自己所熟悉的简体字了，说起来，这才是他最熟悉的文字，不过目前，这个世界里大概就他和姬青两个人看得懂写的什么意思了，到时候传回凌府之后可能会有点麻烦……
所以，自己还得辛苦一点，附带一份译文一起送出去。
